跨越九十年的“相见”——
复旦大学团队用科技为遵义红军烈士“寻亲”“复颜”
青松堂
青松堂里的十六个盒子
黔北的春天，松柏青翠。
清明时节的遵义红军烈士陵园，人流如织。人们拾级而上，在刻着“红军烈士永垂不朽”的纪念碑前敬献花篮；在邓萍墓前驻足默哀；在红军坟前，抚摸龙思泉烈士的铜像。
在陵园的一隅，有一座建筑——青松堂。这里没有墓碑，没有姓名，只有一排排存放架，上面静静摆放着十六个骨灰盒。它们的主人，是长征中牺牲在遵义的红军烈士。
1935年前后，数千名红军将士在这片土地上献出了生命。由于战事紧急，许多烈士就地掩埋，姓名连同他们的故事一起被泥土封存。后来，散落的遗骸陆续被迁入陵园，但除了“红军”二字，再无更多信息。
“我们只知道他们是红军，但具体是谁，老家在哪儿，家里还有没有人，一概不知。”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管理所副所长王程在这里工作多年，他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，但他每天都守护在这里，守着一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答案。
2024年夏天，一支来自复旦大学的科研团队走进了青松堂。他们从烈士的骨灰中小心地取出了十六份样本，运往上海，送进了复旦大学的分子考古实验室。
从碎纸屑里拼出一本书
文少卿教授正在工作
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，文少卿是这支团队的负责人。
他面对的，是世界级的难题——烧骨DNA鉴定。
这些遗骸，当年被松油浇淋后焚烧过，高温让DNA断裂成极短的片段。文少卿团队测定发现，遵义烈士遗骸的DNA片段长度仅30-40bp（碱基对）。作为对比，正常的DNA片段通常有几百个bp。“打个比方，正常的DNA像一本书，我们的样本就是被撕成了碎纸屑。”文少卿说，“我们要用这些碎纸屑拼出一本书。”
30-40bp，已达后续分析的理论极限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这次无法提取，未来也很难再有突破。
但文少卿团队没有退缩。就像当年红军长征，明知前方艰险，依然勇往直前。这就是中国科技人的长征精神。
团队花了两年多时间，改良了硅基磁珠体系，吸附那些极短的DNA片段；采用单链文库构建技术，把每一条“碎纸屑”先复印一份，再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；又用1240K探针和线粒体全序探针，进行多轮液相捕获。
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。实验室里，常常是几个月的反复实验，只换来一次微弱的信号。
终于，屏幕上出现了清晰的DNA序列图谱。
十六份样本中，有十四份成功提取出了有效DNA。可用位点均超过1万个——足以进行复杂的亲缘关系推断。
但有两份样本，因为焚烧太过充分，DNA已经完全降解。无论团队怎么努力，都无法从中读取任何信息。那两份沉默的样本，至今仍是未知。
虽然现在的技术无法破解它们，但未来的技术呢？科技的长征路还在继续，答案也许还在前方。
十四个样本，十二位烈士
当团队开始分析那十四份成功的DNA数据时，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所有人愣住了。
有三份样本，编号不同、存放位置不同，但经过比对，竟然属于同一个人。
反复核对、重新提取、重新测序，结果一致。
无名烈士骨灰样本
文少卿查阅历史资料，结合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，逐渐拼凑出可能的答案：当年，这位烈士牺牲后，遗骸可能被分多处收殓。后来各地陆续迁葬时，这些分散的骨灰被分别装入不同的容器，送进了青松堂。
90年来，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三位不同的烈士。直到复旦团队的DNA鉴定，才让这三份骨灰在数据上“重聚”。
十四份DNA数据，对应的是十二位烈士。
而那两份现在未能提取出DNA的样本，或许有朝一日，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，也能开口说话。
一尊塑像，一个家族的寻找
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广场左下方的一个角落，矗立着一尊塑像——钟伟剑烈士。
钟伟剑，1907年生于湖南醴陵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。1934年参加长征，任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参谋长。遵义会议后，他主动请求到作战第一线，调任红三军团第十团参谋长。
1935年2月28日，在遵义老鸦山战斗中，钟伟剑身先士卒，腹部中弹牺牲，年仅28岁。
他牺牲时，他的女儿才三岁。
钟伟剑烈士塑像
钟伟剑女儿的名字叫钟值难——1932年1月28日，正值国难当头，他为女儿取了这个名字。他牺牲后，女儿对父亲的全部记忆，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和长辈口中的传说。
钟值难一生都在寻找父亲的下落。她想知道，父亲到底葬在了哪里。
但她没能等到答案。
钟值难去世后，她的儿子——钟伟剑的外孙钟小军按照母亲的遗愿继续寻找。他从小就听母亲说，外公牺牲在遵义的老鸦山。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怀疑：青松堂那十六个无名骨灰盒中，是否有一个属于钟伟剑。
钟小军曾从湖南来到遵义，走进青松堂，隔着存放架，凝视那些只有编号的骨灰盒。他无法打开，也无法确认。他能做的，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看。
得知复旦团队为无名烈士寻亲的消息后，他按照要求，将自己的DNA样本寄往复旦大学。
“我一直觉得，他就在那里。”钟小军说。
然而，比对结果出来了——不匹配。
青松堂里，也许真的没有钟伟剑。
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他结果时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没事。”他说，“我继续等。你们也别放弃。”
钟伟剑烈士的遗骨究竟在哪？现在没有人知道。但是，在中国科技的长征路上呢？也许有一天，新的技术、新的线索，会让这位烈士重新出现在后人面前。
从历史中“走”出的清晰面容
科技的力量，不仅在于为无名者寻找身份，也在于让有名者的面容重新清晰。
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，有一座墓，每年清明，人们都会来此祭扫。
那是邓萍烈士之墓。
邓萍烈士素描画像
邓萍，红三军团参谋长，1935年2月在遵义老城前沿侦察时牺牲，年仅27岁。他是长征途中牺牲级别最高的军事将领，他的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但这位英雄留给后世的影像，只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素描。
他究竟长什么样？
如果说青松堂里的无名烈士是“无名者的遗憾”，那么邓萍的模糊素描，就是“有名者的遗憾”——我们知道他的名字，却看不清他的脸。
2024年秋季，复旦大学的“AI考古”课堂上，一项特殊的作业改变了这一切。团队搜集了邓萍的存世画像、战友的回忆文字、牺牲时的年龄和体征记录，用AI技术一点一点地复原他的容貌。
“AI不是创造一张不存在的脸，而是在有限的历史信息基础上，生成一个经得起考证的面容。”参与复原的硕士生汪圩嘉说。
无数次的迭代、比对、调整……
有一天深夜，AI模型终于生成了一张图——棱角分明，目光坚定，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，还带着没有完全褪去的少年气。
这次，大家都觉得“对了”。
随后，团队生成了AI视频。画面中，邓萍缓缓转头，微笑，敬了一个军礼。
邓萍烈士AI复原图
“当这张脸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，整个实验室都安静了。”汪圩嘉说，“他只有27岁，跟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差不多大。但他眼里的那种坚定，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就在我们面前。”
邓萍的脸，终于清晰了。他终于有了清晰的模样。
但青松堂里那十二位烈士的脸，还没有人知道。有一天，他们会不会也因为科技的力量，像邓萍一样，拥有清晰的面庞？也许会的。中国科技的长征，还在路上。
科技的新长征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
90年前，一支年轻的队伍跨越千山万水，用脚板丈量出一个国家的未来。那是一代人的长征。他们中很多人倒在了路上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
90年来，从“两弹一星”到载人航天，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量子通信，从北斗导航到人工智能——中国的科技事业，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长征路。每一步都是无人区，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先走过去。
90年后，另一群人走进了实验室。他们面对的不是枪林弹雨，而是断裂的DNA片段、沉默的历史谜题。他们要用试管、探针和算法，从时间的灰烬中打捞烈士的名字，从科技的边界上突破极限。
这何尝不是一场新的长征？
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在邓萍墓前
十六个骨灰盒，十四份成功提取的DNA，十二位确认身份的烈士，两份至今沉默的样本，一次没有成功的比对——这些数字背后，是科技的突破，也是科技的局限。是历史的清晰，也是历史的模糊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们证明了一件事：90年来，我们的国家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。
青松堂里，那些骨灰盒依然安静地摆放在原处。管理人员每天擦拭存放架，整理骨灰盒。他们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，但他们守在这里。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，文少卿团队仍在继续比对。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答案，但他们永远不会放弃。
就像当年红军长征，明知前方艰险，依然勇往直前。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。
也许有一天，青松堂里的那些骨灰盒，也能变成一个个名字。也许有一天，那些模糊的脸庞，也能像邓萍的面庞一样清晰。也许有一天，钟伟剑的后人，终于可以告慰亲人：我们找到他了。
让无名者有名，让英雄回家。
用科技告慰英灵——这是90年后，对历史的最好回答。这也是一场新的长征，一场永不停歇的长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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